翟晗：“团结”语词的欧陆公法叙事——从思想到制度

内容摘要：　②30多年来，在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三定规定一直扮演着规范各级行政管理部门职能履行和控制其组织规模的重要角色。

②30多年来，在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三定规定一直扮演着规范各级行政管理部门职能履行和控制其组织规模的重要角色。

(49)上述观点可以归纳为两点：对权责清单统一立法。(37)参见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134页。

各级政府工作部门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有面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实施的各类行政职权必须纳入权责清单管理，必须按照已公布的权责清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易言之，依清单行政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外部行政活动，也随之有了事实上的外部效果。我们可以称前者为追责型责任清单，后者为义务型责任清单。权力清单设置初衷在于寄希望于晒权清权式的权力公开，实现权力监督和控制，是基于对行政权恣意的忌惮和担忧，而作出的具有干预性的强力控制，这正是对行政权恶的事先防范。无疑，厘清和辨明依清单行政，尤其是明晰依清单行政与依法行政的关系，是落实扎实推进依法行政战略部署的具体实践。

(43)这些警示和告诫源于对行政权恣意的忌惮和畏惧。2.如果由作为行政系统的行政机关制定，那么，除了规范性文件外，可能存在的立法类型还有行政法规和规章。这表明，应当认真和谨慎地对待宪法精神，要注重从宪法文本中的宪法规定、宪法原则背后所蕴含的宪法原理中，寻找和发现宪法精神的法理线索，而不能满足于对宪法精神概念的形式化借用。

由于宪法作为根本法具有法律调整人们行为的法律特性，因此如果宪法文本中的宪法规定、宪法原则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无法解决当下社会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那么就必须为立法和合宪性审查提供与时俱进的宪法精神作为立法依据和合宪性审查依据。由此，党的领导原则完全具备宪法原则可以规范化的特性，这种制度化和规范化可以通过修改宪法或解释宪法的方式，通过发现宪法原则中所蕴藏的宪法精神来实现客观化、可视化。发现宪法精神便于推动宪法的直接实施。因此，宪法规定应当是立法者或合宪性审查者能够轻易识别的存在于现行宪法序言和143个条文以及53条修正案条文中的所有文字规定。

然而，《工作办法》在确立对法规、司法解释的合宪性审查的依据时，首次将宪法规定、宪法原则或宪法精神作为合宪性审查依据。上述实践中所运用的宪法原则与宪法精神，如果不是在同一个语境中使用，那么宪法原则与宪法精神的内涵大体上不会发生直接的价值冲突，也没有在法理上加以严格界定的必要。

《工作办法》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因此，当宪法原则与宪法精神同时出现并且作为合宪性审查的依据时，就必须对之给予法理上的严格解释，如此才能为合宪性审查的实践工作提供清晰和可识别的法律工具。有关实务部门也是通过政策上简单地捆绑宪法原则和宪法精神来规避对宪法精神作出规范化的内涵表述。既然宪法对人们行为提出的是应然的价值要求，那么宪法在实践中就必须服从应然的逻辑规律，而不是简单地服从实然的客观要求。1787年制定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则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载了联邦党人的宪法思想。

因为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不宜理解为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狭义上的宪法精神，而应当合理地解释为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否则，宪法精神的发现就可能偏离正确的价值方向和技术路线。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从前，通常是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已经达到了均势，在新的阶级关系已趋于稳定，统治内部的各个斗争派别彼此已经达到妥协，因而有可能继续相互进行斗争并把疲惫的人民群众排除于斗争范围外的时候，才制定和通过宪法的。在宪法实践中，由于宪法精神这一概念在广义、狭义两个层面被不加区分地使用，因此其在实际应用中缺少规范性内涵，无法保持概念本身内涵的同一性。

因此，在实践操作层面，对于宪法文本中的宪法原则应当保持开放的态度，不能人为地限定宪法原则的范围，继而束缚通过宪法解释来发现宪法原则中所蕴涵之宪法精神的法理空间。不成文宪法中的宪法规范与宪法原则、宪法指导思想既可能分散在各种法律文件中，也可能以非文件的形式作为人们的行为习惯而存在。

从《立法法》第96条确立的下位法服从上位法的立法监督原则看，立法首先要遵循宪法规定，在宪法规定不清晰的情形下，才应寻找宪法原则依据。莫纪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对于宪法原则此项法律特征的认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编写的著作中有明确的表述：宪法规定和宪法原则是宪法文本所直接规定或者是可以直接从宪法文本中解读出来的，而宪法精神不一定是宪法条文直接明确规定的内容，有时需要从宪法文本乃至宪法制定的历史背景、制定过程、主要任务等文本以外的因素中推导、论证、引申出来。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例如，宪法中的民主、人权、法治、自由、平等、秩序，等等，都不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都必须依赖人的主观活动，通过制度化的设计把主观愿望变成可以通过制度加以追求的目标和理想。孟德斯鸠在其著名的《论法的精神》中认为法是与气候、土壤、民族精神、风俗习惯、人口、宗教具有密切关系的行为规则，这些影响法的各种因素可以视为法背后的精神。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中采取了如下表述方式，即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落实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策部署，是与时俱进理解和把握宪法规定和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与时俱进通过立法推动和保证宪法实施的生动实践，符合宪法规定和精神。可见，关于现行宪法文本中到底蕴涵多少宪法原则，迄今为止宪法学界并没有得出具有共识性的理论方案，有权机关也没有作出统一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

由于《工作办法》已经将宪法精神正式纳入合宪性审查的法律依据，因此，对政策指引和法律实践层面出现的宪法精神一词必须给予法解释学上的详细说明，才能赋予宪法精神相对于宪法规定所具有的确定性内涵。社会主义原则在现行宪法文本中被诸多具体条款细化，社会主义是现行宪法文本使用频次最高的四字词语，一共被使用了41次，集中分布在序言和总纲部分。

例如，有学者认为：宪法精神统率宪法的基本内容、贯穿宪法始终，并通过宪法规范、原则和规定集中体现出来，是立宪和行宪的指导思想……人的尊严是宪法精神科学内涵的核心。总之，在宪法文本中的宪法规定、宪法原则之外努力发现宪法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在宪法文本中的宪法规定、宪法原则之外努力发现宪法精神，不仅可以推动依宪立法工作和合宪性审查工作，可以将宪法作为根本法的法律特性在实践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林来梵教授在规范宪法学的框架内提出现行宪法应当包含三大基本原则，即社会主义原则、民主主义原则和法治主义原则。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开诚布公地指出：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而宪法作为根本法，必须通过一定的宪法形式表现出来。发现宪法精神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宪法活动。这里宪法精神的理论形态就是宪法原理。

例如，2011年８月２６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十九条的解释》中明确指出：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提请解释的第1个问题。尽管宪法原则已经构成我国现行宪法内容的主要规定方式，但迄今为止理论界和实务界尚未就什么是宪法原则、现行宪法文本中包含多少及哪些宪法原则形成权威性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意见。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特别是新修订的《立法法》第5条明确了宪法精神与宪法规定、宪法原则相同的作为立法依据的法律地位，故在法理上有必要统一作为立法依据的宪法精神与作为合宪性审查依据的宪法精神之间的内在逻辑，否则就会在实际操作层面引发困惑。

事实上宪法原则在组合不同宪法规范构成一个完整的宪法制度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逻辑建构作用。应当在理顺宪法规定与宪法规定、宪法原则与宪法原则以及宪法规定与宪法原则之间的价值关系和制度联系之后，提出一个不同于宪法文本规定的新的解释方案，作为立法和合宪性审查的依据。

这类对宪法精神的解读近似于宪法指导思想，而在传统宪法学概念体系中，宪法指导思想与宪法原则也是两个很难界分的概念，故宪法原则成为相对于宪法指导思想、宪法精神而言的优势概念。在适用宪法文本作为合宪性审查依据时，宪法原则、宪法指导思想都属于具有公共知识特性的宪法规定的范畴，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争议。上述将宪法原则宪法规定与宪法精神捆绑在一起的法理方法，从表面看似乎加强了合宪性审查依据的厚度，但从保证合宪性审查质量的角度来看，可能陷入无法有效界分合宪性审查依据的法理困境。最早详细论及法的精神的学者是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

例如，现行《宪法》第1条第2款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违背宪法规定、原则、精神的法律法规规定必须予以纠正。

因为从法律功能的角度看，如果宪法无法发挥一般法律所不具有的法律功能，那么宪法作为一种以行为规则形式出现的根本法就没有独立存在的制度功能和法律价值。从形式逻辑来看，在宪法原则得到宪法文本的确定之后，就可以根据演绎逻辑的形式逻辑规律来合理地推导出各项具体的约束人们行为的宪法规范，所以，宪法原则是相对于宪法规范的存在样态而言的，但宪法原则与宪法规范共存于一个可视的宪法文本中，构成一个综合性的宪法文本规定。

宪法作为根本法要发挥自身的法律功能，并不能简单地以议会或者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来加以具体化。由此可见，规定在宪法文本中的宪法规定和宪法原则是对既往宪法应然价值的肯定和确认，而没有规定在宪法文本中的宪法精神则意味着有待被发现的宪法价值，体现了宪法作为应然法面向未来的时代精神。